1935年设立的内阁企划局实际上取代了议会地位，国家决策独裁化。
美国、欧盟的多数成员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在20世纪（初期、中期或后期）就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行政程序法法典，所以在21世纪主要是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以及通过法院判例确立有关实施规则、原则的问题。欧盟 21世纪欧盟行政程序法运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欧洲法院判例对欧盟行政程序法以及欧盟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Lubbers教授也认为，与APA相关的重要案例和立法几乎都发生在20世纪，21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具有重大影响的判决，而且APA的规定在21世纪也没有引起多大的问题。[7]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第十三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时，将行政程序法列为第三类立法规划项目，即先对之进行调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再转为正式立法项目。这些机构具有法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独立于欧共体机构，特别是欧洲委员会的地位。意见公募程序的目的不在于询问公众对草案的赞成与否，而是为了让相应机关作出规范性文件时进行合理而慎重的判断。其发展主要是通过单行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行政诉讼的判例实现的。
【摘要】21世纪中外行政程序法发展的情况有很大差别。二是主要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类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居中。
这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规定的精神，困境儿童是当前实现儿童共同发展的最大阻力，因而改善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在家庭教育政府投入条件相对有限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然要求。[5]可见，家庭教育是由人来实施的活动，于是家庭教育权的主体也应该是个人。（2）防止学校过度干涉家庭教育的活动领域。培育和监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不可缺。
（二）立法中需要划定的几个重点和难点 在立法重点方面：首先，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的界限问题。是囿于家庭教育管理体制不顺畅，目前市面上各类家庭教育服务机构规模不一，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到家庭教育服务质量。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实务界对于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术界还没有将考核评估与家庭教育责任落实联系起来。例如目前学术界对于公立中小学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私法人还是公法人都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公立中小学在涉及民事纠纷时归属民法管理。父母权利的特殊性在于，其反映的不是父母与国家之间的双方关系，而是父母、未成年子女与国家的三方关系。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在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祖孙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都会对儿童社会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亲子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央层面没有进行体制调整的前提下，地方性立法也不可能作出变革。这时，社区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应该发挥作用，辅助政府完成这项基础性的工作。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从体系化的角度加以系统思考，导致政府责任在规范表达上还存在不少可以讨论之处。
但是从家长学校的现状出发，也不好完全否认家长学校的营利性，这是因为缺乏活动经费是困扰家长学校能否持续开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如何保证家长学校的办学目的与营利性之间达致平衡，这也是政府责任了。虽然大量文献都表征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儿童的成长，但是对于是什么因素触发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目前实证研究还相当缺乏。
目前，妇字［2004］4号文件和教基一［2015］10号文件只是强调了家长学校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家长学校侵害父母权利的行为如何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并没有规定，而这些是家庭教育立法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目前我国实践层面更多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由民政机关作为原告进行起诉，这会导致司法审查标准过低，可能会过度剥夺父母的监护权。
立法规范 政府责任[1]是家庭教育立法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将现有的各类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会发现与政府责任相关的议题都涉及到了。在现阶段，国家还无力承担这样庞大的成本，所以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者承担父母职能的监护人承担主体责任，政府承担补充责任。而这项工作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倘若不这样做，又不能达到精准服务的效果。建议家庭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导进行，在总结梳理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制度性创新。[9]为此，应该综合考量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
由于各类文件存在制定主体不同、详略程度不一、规范效力不等等问题，这就迫切需要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合理架构政府责任的逻辑，从而在家庭教育立法文本中对其加以清晰规定。父母在行使家庭教育权的过程中，也会把自己的教育风格、家风文化等个人（家庭）特征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保证自己与未成年子女的亲缘关系，带有利己性。
按照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粗略地把全部家庭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庭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同时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注释: [1] 本文的政府责任是从广义来定义的，不是政府违反义务之后的法律后果，而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家庭教育的需求而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从而达到改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的效果。
第三，谁来监督和评价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果？[15]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效果可能会流于形式。但是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父母权利主要不是利己的，是利他的。
从这七部地方性法规（包括草案）可以看到，一方面，立法者认识到了政府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发挥作用。[7]西方学者通过综述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文献后也发现，父母教育卷入和学业监管是青少年学业成就的优良指标。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何种责任，立法者的认识并未统一。可是当家庭成为家庭教育权的主体时，这会带来名实不副的问题。
因为父母权利是利他的，受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限制。为此，中央层面在对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进行立法表达时，应该按照社会治理的要求，通过顶层设计、全盘推进，推动制度性创新破解制约政府责任如何落实的难题，从而起到保障家庭教育权、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和促进儿童社会化顺利进行的功效。
这个他指的是父母的未成年人子女。[19]从现实来看，若干家庭因为经济因素导致儿童外部攻击性问题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时，应该同时关注教育因素和经济因素，尤其要注重对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支持。
儿童社会化是儿童长大成人、逐步融入集体和社会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通过对18万余名学生和3万余名班主任的第一手调查后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发现，如何正确地进行家庭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还是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家庭教育服务的潜力可以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
国家承认父母权利为基本权利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儿童社会化。为了准确理解这一原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剖析。如果父母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国家是否有权强制父母接受？ 通常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对于父母而言是一种受益行政，父母应该都会接受，但是由于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不存在相同的指导和帮扶方式。作为改善家长教育方式的重要内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的不断研究，文献在持续增长，最近经济学界也在开始关注教养方式与人力资本传递的关系[18]了。
如何引导和培育这一市场，从而提升服务业内涵和质量，这应该作为政府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来对待。由此出发，家庭也可以成为国家受益的对象，目前有些国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即是适例。
从最近的三个地方性法规（草案）——《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3月29日）、《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9月27日）和《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2019年8月16日）来看，它们对政府的家庭教育责任规定地越来越具体而全面，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从上位法看，《教育法》（2015年）第50条第3款和《未成年人保护法》（2013年）第12条第2款确实都只提到了家庭教育指导。
虽然这三个文件为国家代行国家亲权职责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有若干探讨之处。远期来看，家庭教育服务业可能成为最有活力和最有前景的服务业之一。